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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巴芙洛夫娜的工场已就绪。它的设施很简单，刚开始几乎没什么好说的。薇拉·巴芙洛夫娜在最早来场的三位女裁缝面前，除了说她将付给比一般裁缝店稍高的工资之外，没作任何许诺。事情本来明摆着，裁缝们看得出薇拉·巴芙洛夫娜不是夸夸其谈、浮躁的女人，为此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她的建议，在她那儿做工。一位不算富裕的太太想办个缝纫工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三个女工又找了三四个人，全是按照薇拉·巴芙洛夫娜的要求谨慎挑选的。这些选人的条件也没有一点使人产生疑窦。可以说一切都顺理成章。这位年轻、谦和的女人希望来场的女工都是性情耿直、善良、稳重、随和的人，这有什么稀奇的呢？谁也不愿发生争执嘛。她做得很聪明，别无其他。薇拉·巴芙洛夫娜自己也认识这些选中的人，在她答应录用她们之前，她跟这些人就熟悉，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这只能说明她十分精明能干而已。这里没有什么可费脑筋和叫人信不过的。她们这样工作了一个月，及时领到了事先讲定的工资。薇拉·巴芙洛夫娜经常在工场，工人们已经非常了解她，都知道她心地善良，又十分精细、周密，而且通情达理，她当然完全博得了大家的信任。这儿没有，也预见不到以后会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只能预料到这个老板是个好老板，她的事业将会顺利发展，因为她善于经营、管理。就是这一个月的工作结束时，薇拉·巴芙洛夫娜带着一本账簿来到工场，让裁缝们停下手中的活，听她讲话。她开始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一些极为浅显、一听就懂的事情。但是，她的裁缝过去却从没有听见她或任何人说过这种事。“现在我们彼此已相处很熟了，”她开口说，“我可以说，你们是好工人、好女性。你们大概也不会说我是个糊涂人。那么，现在我可以和你们坦诚地谈谈我的想法。要是你们觉得我的想法有什么奇怪，你们可以好好琢磨一下，不要马上就说我的想法太离谱，你们知道我可不是一个干事不着边际的人。我的想法是这样：‘一般好人都说可以开办这样一种缝纫工场，裁缝在这里做工，比在我们知道的同类工场能享受更多的好处。我想尝试一下。照第一个月的情形看起来，好像确实办得到。你们按时领了工资，一文也没少，可是我要告诉你们，除了这笔工资和其他一切开销，我手头还剩多少红利。’”薇拉·巴芙洛夫娜把本月的收支账念了一遍。支出方面除已付的工资之外，还开列了其他种种费用：诸如房租、灯费及包括薇拉·巴芙洛夫娜因工场事务外出所花的一个卢布左右的车马费。她继续讲下去：“你们可以看得出，我手头还余下多少钱。现在怎么处置它呢？我办工场的目的，是把这笔红利用于裁缝工场共有。因为这笔钱原是大家做工赚来的。为此，我要把它分给你们，第一次大家均分，每人一份。以后要想想怎么处理更好，看看还有没有对你们更好的方法。”于是她把钱均分了。裁缝们惊讶得好一阵子没转过弯来，之后开始道谢。薇拉·巴芙洛夫娜让她们尽量表达对得到钱的谢意，如果拒绝听下去很容易使她们感到对她们的心情和好意没往心里去，她们会见怪的。她又继续说下去：“现在我要对你们讲一件事，在我们往后要谈的一切事情里，数这件事最难解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白，但是，我还是得讲一讲。为什么我不把这笔钱留给自己用？要不为了赚钱，我何必办工场？你们知道我和我丈夫过得还可以。我们不是富人，但我们没有奢求。即使我缺少什么，我只需对丈夫说一声，其实连说一声也没必要，他会发现我需要更多一点钱，于是，我就能得到更多一点的钱了。他现在干的工作收入并不算好，但是却是他最喜欢的。要知道，我们之间感情很好，凡是我高兴的事，他一定会去做，反过来，我对他也是这样。所以，要是我觉得钱不够用，他一定会去干一件比现在这份工作更实惠的事，他也能够找到这种工作，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捕捉机遇的人——对于他你们也是了解一些的。他既然不这么做，就说明我们现在现有的钱够用了。这也是因为我不大看重金钱。你们知道每个人各有所好，并不是每个人都只爱金钱。有的爱跳舞，有的爱穿戴或者打牌，有些人情愿为自己的爱好倾家荡产，确实其中不少人在倾家荡产。他们把自己的爱好看得比金钱还珍贵，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感到惊讶。我的爱好是在和你们共同办的这件事上，我不但没有为我的爱好倾家荡产，甚至我为此也没浪费一点金钱，我只是喜欢干这件事，即使分文不得我也高兴。我想，这一点不奇怪，有谁从自己的爱好找赚头呢？每个人都为他的爱好付出金钱。我和他们不同，我不想为此花费。就是说，跟别人相比，我还沾了大便宜：我干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既得到了快乐又不吃亏，别人的快乐是花钱买来的。为什么我有如此的爱好？因为聪明的好人写了很多书，讲了人在世界上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大家都好。根据他们的主张，最主要的是用新的办法办一些工场。于是我就想尝试一下，看看我和你们能不能找到一套合适的方法。总之，各有所好，有人想盖栋好房子，有人想建一座漂亮的花园或者暖窖而使他愉快，我却想开一家像样的缝纫工场，叫人高兴。”“当然，如果每个月都能像现在这样给大家分红就很不错了。但是，聪明的人们说还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红利也会更多，而且会更有效地使用它。事情可以办得更好些。那么，我们再来看，我要逐步告诉你们，我们还可以照那些聪明人的话去做些什么，你们自己也应该认真观察，你们也能发现许多东西，只要大家觉得有些什么好事可以做，我们就一步一步试着做下去。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们，没有大家，我是做不出任何新事的。只有你们自己愿意，才会创造出新事物来。聪明人说，只有人们自愿做的事才能做好。我也这么想。为此，你们不用害怕新事物，除了你们自愿要改变的，一切都按过去做。没有你们的自愿，一切都是徒然。”“现在我是最后一次以老板的身份向你们发号施令。你们应该懂得，我们必须记账，决不允许浪费。上个月是由我单独做的，现在我不愿单独做这件事，从你们中间选出两个人来和我一起做这件事。没有她们，我不干任何事情。钱是你们的，不是我的，应该由你们来管理它。现在这是一个新工作，不知你们中间哪个人来做更合适，先选出两个人做一段时间，过一周，你们就能看出是改选别人好，还是让选出的人留任好了。”这些非同凡响的话引起了长时间的议论。但是薇拉·巴芙洛夫娜完全取得了大家的信任。而且她说得简明扼要，既不是不着边际，也不是光给人们一幅诱人的远景，这种远景会在短暂的欣喜过后招来人们的疑团。因此女工们决不把她当成疯子，而且也必须使大家不把她看作疯子，事情该循序渐进。当然要循序渐进。下面是该工场的三年发展简史。这个工场成了薇拉·巴芙洛夫娜人生历程的主要方面。由于创建工场的女工是精心挑选的，她们都是优秀的缝纫工人，工作成绩的好坏和她们有直接利害关系，为此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只要来该场定做一次衣服的太太，就永远成了它的老主顾。有几家成衣馆和缝纫工场看了有点眼红，可是倒也没发生什么影响。薇拉·巴芙洛夫娜只有抓紧为工场办正式营业执照，以避免他们找磕儿。不久订货越来越多了，最早那批入厂的女工已经应付不了，于是工场的人员逐渐增加，过了一年半，女工总数已达20名，往后就更多了。女工们掌管管理权力的一个月里，她们首先一致作出的在预料之中的决定是：薇拉·巴芙洛夫娜工作不取报酬是不妥当的。当女工们向她说明这一点时，她说自己确实该拿些报酬。她们想分给她整个利润的三分之一。她把这笔钱放置一些时日，再向女工们解释，认为这样就违背了她们定的制度的基本精神。她们有好长时间对此不解，后来才同意了。她们懂了，薇拉·巴芙洛夫娜谢绝这份破格的红利绝非出于自尊心的驱使，而是她们事业本身的要求。此时的工场规模已经扩大，薇拉·巴芙洛夫娜一个人忙不过来剪裁的活，需要再添一个人；她们就决定让薇拉·巴芙洛夫娜跟那位剪裁师拿同样的工资。原先搁置的那笔红利，根据她的请求由出纳收回，只留下了她作剪裁师该拿的那部分，其余的钱办了一个“银行”。在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薇拉·巴芙洛夫娜的白天大部分时光都在工场里度过，她的工作时间确实不少于其他任何人。当她认为可以不必整天呆在工场以后，她就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她的工资也相应减少。如何分红利呢？薇拉·巴芙洛夫娜希望红利均分。这一点直到第三个年头中间才落实。在这之前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起初是按每人工资多寡的比例来分红。但是她们马上发现这一现象：一位女工因病或正当理由缺了几天工，她那份红利是不应该减发的，因为红利不就是在这几天得到的，而是由她整个工作和工场效益而定。后来大家又同意，剪裁师和其他做定活送货和别的有关差事而拿额外收入的女工，她们的报酬已经相当优厚，如果她们还要比别人再多分红利，那就不公平了。只作一般剪裁工作的都客客气气，虽然她们发现原来的规定不公平，也不要求改动。有兼职的人对新方法理解得十分准确，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接受额外的待遇，于是都谢绝了。应该说，这种一时的礼让——有人宽容，有人谢绝——在每个人的状况都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最困难的是加强这一观念：普通缝纫工的红利应一律平等。尽管有人挣钱比别人多，工作效率比别人高，因为已有了高于别人的工资，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是分配红利的最后一次变动，是在第三年年中施行的。这时整个工场的人都懂得：红利的获得不是对每个人技能的回报，乃是工场性质的必然结果——是它的体制和目的之结果。这一目的就是尽可能使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分享该厂带来的利益，不拘她们每人特点如何，每个工作人员分红取决于工场的性质。工场的性质、精神、制度又取决于每个人的同心同德。同心同德对于每个参加者都至关重要。对于维持和发展这个对于每个人、整个事业的成功都利益相关的制度，哪怕一个最怯弱、无能的人的默认也不比一个最机敏能干的人的活力贡献小。我去掉了许多细节，因为我写的不是工场，而只是在写薇拉·巴芙洛夫娜的活动时感到有必要时才写上一些。我之所以提及一些细枝末节，唯一的原因就是想显示薇拉·巴芙洛夫娜是如何行动，她怎样一步一步、耐心地、孜孜不倦地搞她的事业，坚持她的原则：她从不发号施令，只是用劝告、解释、协助、帮助同伴执行共同的决定。每个月大家都分了红利。开始，每个女工把它都独自花掉了。每人都有各自的迫切需要，也不习惯于统一消费。当她们经常参与工场的事情，养成了为整个工场工作进程着想这一习惯之后，薇拉·巴芙洛夫娜才叫她们注意：在她们从事的行业里，一年中间各个月的定货是多寡不均的。如果在旺月把一部分红利储存起来就能弥补淡月，这岂不更好吗。她们的账目管得十分精确，女工们明白，假如她们当中某人离开工场时，立刻就能领到她那份存在出纳处的红利。因此，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有了一笔不大的储金，接着数目逐渐增大，她们开始用它干各种事。第一招，大家就认为可以用它作互助贷款。一些因事有不时之需的入股者都可以借用。大伙都不想在收回借款时加算利息。穷人有种信念，认为好的借贷是不应要利息的。创办这个小银行以后，她们又建立了代销点。女工们看到通过工场去买茶叶、咖啡、糖、鞋子和其他许多东西要划算得多。工场买东西是批量买，价格自然就便宜。过了不久，她们又发展了。她们想，用这个方法买面包和别的东西也一定合算，因为她们每天都去面包铺和杂货店零买这些东西的，于是她们又感到，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家需要住得集中些。这样她们就在工场附近选了几套单间，几个人合住一套。于是工场里有了面包铺和货店的分销点。过了一年差不多所有未婚女工都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办了公共伙食，用大家庭的方式储备食物。女工中一半是未婚者。其中有几个人有老人需赡养——母亲或婶娘。还有两人要照顾父亲，还有许多人有小弟弟、小妹妹。有三个女工因家属原因不能到公共宿舍生活。一位女工的母亲性格乖僻，不合群，还有一位的母亲是小官吏，不愿跟粗人住在一块儿。第三个女工的父亲是酒鬼。她们只能享受公益福利。那些已成家的有夫之妇的女工和她们一样。除了这三名女工，其余所有有家庭负担的未婚女工都住在公共宿舍。女工们单独住在一起，她们或两个人或三个人住一个房间，她们的家属视自己方便决定。有两个老太婆每人独用一个房间，其余的老太婆住在一块儿。儿童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男孩一间，女孩有两间。按规定男孩在这里可以住到8岁，过了8岁，根据各人技能分别安排。这里的一切都经过精心测算，整个集团的人都有共识：这里谁也不受屈、谁也不吃亏。未婚女工的房租和伙食费计算起来十分简便。经过认真研究，大家决定八岁以下的男孩、女孩的费用按成年女人费用的四分之一收取；8-12岁的女孩费用为其三分之一；12岁以上照二分之一计算，女孩子从13岁起可进工场学徒，假如没有找到别的工作。按规定，她们从16岁起即可成为这个集团的正式成员，当然需要大家公认已完全掌握了缝纫技术。成年家属的收费自然与女工一样。使用单独房间者要付特别租金。住在工场宿舍里的几位老太婆和三位老头儿，几乎都担当了厨房工作和其他家务活，当然也对此付给他们一定报酬。现在谈起这些不需长篇大论，事情本身也显得容易、简单、自然，因为一切都已就绪。但是一切就绪很需时日，每项新举措都要再三讨论，每次变革都要花费大量心血。假如我谈及工场制度的其他方面时也像说红利的分配和使用那样详尽，那可就太冗长、太枯燥乏味了。好多事根本不必提及，免得使人生厌。有些事只需捎带一笔。例如，工场设了一个直销点，销售工场在没有定货的淡季制作的成衣。她们还不能办单独商店，但是跟市场的一个小店订了代售合同，又在旧货市场开了个小门面，由两位老太婆去经营。不过我有必要把这些方面说得详细一点儿。薇拉·巴芙洛夫娜从一开始就带着书进工场来。当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马上给女工们读书，有时读半小时、一小时，如果她不急于去处理什么事，她决不会提早结束这一工作。然后，她让女工休息一会儿，接着再读、再休息，毋庸赘言，女工们从开始就倾心于听朗读。有几个本来就是这方面的爱好者。经过二三周之后，工作时间的读书走上正规，过了三四个月，居然涌现了几名朗诵的好手，于是大家决定让她们接替薇拉·巴芙洛夫娜，每次朗诵半小时，这半小时算她们的工作，计酬。薇拉·巴芙洛夫娜本来也在朗诵时穿插讲故事，这回她讲的故事更长、更多了，以后她讲起故事来简直像在办传授各种知识的简易培训班。再往后——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薇拉·巴芙洛夫娜发现已出现了进行正规教育的可能性。女工们的求知欲十分强烈，她们的工作又十分顺利，她们决定在工作日当中，在午饭前，拿出一大块时间来听课。“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一次薇拉·巴芙洛夫娜到梅察洛夫家去，对他说：“我要求您帮忙，娜塔莎已经同意了，我的工场已经变成了一所传授各种知识的民众学校，请您给我们当个教授吧。”“我给她们上什么课呢？难道让我给她们教拉丁文、希腊文或者教逻辑学和修辞学吗？”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笑着回答。“我的专业没啥意思，这是您的主意，也是另外一个人的主意，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不，就因为您干的这一行我们才求您啊，您是我们授业品端术正的盾牌，说明我们的教学方针绝对正确。”“这倒也是。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有行为不轨之嫌了。教什么，由您指定吧。”“比方俄国史啦、世界简史啦都行。”“好极了。不过我一讲课，人们以为我在宣经布道，真妙，我身兼双职：教授和盾牌。”娜塔丽娅·安德烈芙娜、罗普霍夫，还有两个大学生以及薇拉·巴芙洛夫娜本人都当上了“教授”，正如他们自己戏称的。配合上课，他们还安排了各种娱乐活动。他们举办了晚会和郊游。起初还为数不多，后来当经济宽裕之后，就经常举办。他们还在剧院定包厢。第三年冬天，他们在意大利歌剧院预定了十张边座座位的长期票。薇拉·巴芙洛夫娜充溢着喜悦与幸福；她付出很多艰辛，饱尝过痛苦。工场里一位最出色的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她而且对整个集体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沙馨卡·普莉裴特利娃是薇拉·巴芙洛夫娜亲自找来的三名缝纫女工之一。人长得不错，又非常随和，她有未婚夫，未婚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个公务员。有天夜已深了，她走在街上，发觉有个男人盯着她，她加快了脚步。他追上她，并且抓住了她的手。她猛地向前冲去脱了身。但是，当她的手一甩时碰到了这位先生的胸部，把这儒雅的先生的怀表哗啷一声打落在人行道上。这位儒雅的先生便恶人先告状地扭住普莉裴特利娃，狂叫：“岗警，抓小偷！”两名岗警跑过来，把普莉裴特利娃拉进拘留所。在工场里有三天无人知晓她的遭遇，也不知她的下落。第四天，拘留所一个好心的士兵给薇拉·巴芙洛夫娜送来普莉裴特利娃的一张字条。罗普霍夫立刻四处奔走，有人向他讲了那么多污言秽语，他也加倍地回敬他们，然后去找谢尔什。谢尔什和柔丽正在远处一个地方参加盛大的郊游，隔了一天才回来，谢尔什回来才两个小时，警察分局长便向普莉裴特利娃道了歉，还去向她的未婚夫赔礼。可是他没有见到她的未婚夫。原来前一天未婚夫到拘留所看过普莉裴特利娃，向拘禁她的两个岗警打听出了那个花花公子的姓名，找到他要和他决斗。在他提出决斗之前，虽然这个花花公子对自己的罪过也有请求原谅的表示，但那口气还颇有嘲讽，听到决斗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位公务员说：“那么您对这决斗是不拒绝了。”于是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花花公子操起手杖。公条员猛推了他的胸部，花花公子跌倒在地，等仆人听见声音跑来，这位老爷已经见了阎王爷了。原来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太阳穴恰巧撞在雕刻的桌子腿的尖角上。公务员入了牢，吃了官司，其结果无法预料。后话如何，不得而知，从那时起，一看到普莉裴特利娃就觉得可怜。工场里还出过几件事，虽然不是这种刑事案件，但也同样使人不悦。那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姑娘们为它泪眼涟涟，青年或者是中老年男人们却把它当作短暂的消遣。薇拉·巴芙洛夫娜深知，在今天的观念和形势下，这类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别人对女孩们如何关心事先防范这类事，也无论女孩们自己怎样小心，其情形，正如古人在不能预防天花之前一定会害天花一样。现在如果有谁害了天花，只好怪自己，尤其是怪他的亲人。早先却不同，怪就只能怪可恶的时疫本身和可恶的流行病蔓延的城乡，再加上那些患了天花未及痊愈不进行隔离而去接触他人，传染他人的患者。现在这类事件却仍有发生。人们深知总有一天会摆脱天花的威胁，连避免的办法也已经了解，不过他们却不想采用它，正如古人旷日持久地不愿采用防治天花的办法一样。薇拉·巴芙洛夫娜深知这种可怕的时疫仍然要猖獗于城市和乡村，连最关心的人也会蒙受其害，而且还有糟糕的安慰，如果你听任这样的话：“你的不幸不能怪我，我的朋友，谁也别怨。”这些常见的事中的哪一件都给薇拉·巴芙洛夫娜带来许多痛苦和麻烦，有时她要先去探寻原委，然后再给予帮助，有时不便寻问，只是帮助。要慰藉她们，使她们振作精神，提高勇气，恢复尊严，要劝导她们：“不要哭了，——忍住泪，你会明白哭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更多的，——啊，那真是多得很！——是喜悦。可以说，除了痛苦，都是欢乐。与喜悦相比，那痛苦只是个别的、稀少的。经过半年时间，她只为一位女工痛苦过，而为其他人都感到喜悦。再过两三个星期，就连这位女工也将喜事临门。每一天的事业里都充满了欢乐与光明，它们都让薇拉·巴芙洛夫娜心花怒放。即使在事业的发展中会因这些痛苦而受挫，但是同时就有特别可喜可贺的事来补偿它，这些喜庆的事总是比痛苦的事来得多。比如说，某个女工的小弟弟、小妹妹有了妥善的安排，到第三年，有两位姑娘通过了家庭教师的考试——要知道，这对于她们是多大的幸福啊！这种喜讯来自方方面面。但是，不管对于整个工场还是对于薇拉·巴芙洛夫娜本人最大的喜庆事还是婚礼。这些婚礼很多而且十分成功。婚前婚后都有很多晚会，新娘可以得到来自全场女工送的很多贺礼，她们还从储备金中拿出一笔钱作为陪嫁。这一切都给薇拉·巴芙洛夫娜添了不少麻烦——她忙得真是不亦乐乎！第一位新娘请她做主婚人，被婉言谢绝；第二个新娘又去求她——仍然被谢绝。常做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和她的母亲——那也是一位很好的太太——薇拉·巴芙洛夫娜却从来没有做过。她只作为一个朋友，帮新娘打扮，陪她去教堂。起初，人们以为她推托是由于她对什么事不满意，其实不然。薇拉·巴芙洛夫娜是很高兴每次的盛情邀请的，但是却只能谢绝作主婚人。到了第二次人们懂了，这完全出自一种谦虚。薇拉·巴芙洛夫娜不想做新娘的专职保护人。并且，她总是千方百计避免树立自己的形象，尽量让别人出头露面，在这方面确实很有成效：那些来工场定货的太太们根本分辨不出她跟另外两名剪裁师的区别。当薇拉·巴芙洛夫娜向人们阐明，这里的整个制度是由所有女工制定并得到她们的支持时，她从中得到的喜悦，可以说这是她从工场得到的最大的乐趣。她竭力用这些来证明她朝夕盼望的宿愿：工场没有她也会照常发展，而且还可能出现另外一些更具自主性的工场，甚至——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能这样，那该多好啊！——甚至根本无须来自裁缝女工以外的人出任领导。完全凭裁缝们自身的思想和能力即可奏效。这就是薇拉·巴芙洛夫娜梦寐以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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